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1. 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

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8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叶群

我当时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叶群的电话，令我颇费踌躇和疑惑：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林彪、叶群怎么突然之间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我感到颇为费解，便与谢志成商量。志成说：“既然让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也好。我病得时间久了，对运动又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觉得自己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去会上听听也确实很有必要。”

10月8日，我和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去北京的有林立果。

这个会议就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进一步全面动乱。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上观察沿路的景象。只见满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街遍巷”，大道上、胡同里到处可见“破四旧”、“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情景。到了京西，见到的熟人也都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一个个显得格外谨慎，充满忧郁情绪。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紧张而神秘的气氛。

陈丕显

叶群走后，我便陷入了沉思，反复思量着这几个月来的形势变化。我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在关心着上海的运动和社会上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过去谁也没有经历过。过去虽然搞过“抢救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但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一所高校、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谁也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感觉像是处在一条湍急河流的漩涡中，谁也没有底。关键是中央什么态度，主席是什么态度。不管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么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交个底，是水是火我们也敢趟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没有遭遇过？但那时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底气；可这一次不同，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一级的干部都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何谈领导运动、组织运动？

2. 会议的结果大大加重了这种不安

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动向也是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随之各大学大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作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撤出工作组。从7月29日开始，工作组纷纷撤出大中学校，一股揪工作组的狂潮掀起。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定出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只是一味给群众运动加温，一遍遍号召“天下大乱”，好像乱得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明白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心里都非常担心。当时，我还很惦念耀邦同志，他被揪出来了，听说一直关在团中央。我曾派儿子小津去团中央看他，可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看到。

我原本是抱着释疑的心情而特意抱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地加重了这种不安，使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他们两人检讨的中心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错误地估计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并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不隐错。小平同志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少奇、小平同志是我平素很敬重的领导，听了他们明显违心的检讨，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痛。

10月24日开小组会，各小组发言。我记得谢富治在会上表现得很突出，调子很高，叫嚷“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很必要”，并建议将刘、邓的错误拿到县团级去公开批判。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了汇报会，并在汇报结束时讲了话，大意是“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

一听说还要搞五年，联想到目前的混乱状况，我不禁吸了口凉气。

会议期间，我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曾先送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3.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平缓

对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当时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心中也是没有数的。少奇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跑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难怪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我们这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听到主席对少奇同志检讨的批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积郁在心中多时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运动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批判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相反越来越升级，直至掀起惊涛骇浪。

会议开到最后几天时，林彪、主席、总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平缓，主要还是讲运动，讲抓革命、促生产，讲国民经济。

林彪的讲话最激烈。我记得林彪讲话有几个提法给人压力很大，一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另一个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特别是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林彪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主席讲的话仍让人摸不着头脑。主席在讲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我边听心里边嘀咕：主席总讲“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指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呢？北京出修正主义，会是谁呢？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连主席都奈何他不得？我越想心里就越疑惑。

曹荻秋代表我、魏文伯和他在第三小组作了联合发言。和广大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热烈拥护的情绪截然相反，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其他各组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态度也都差不多。只有山东的王效禹和我们不一样，似乎是很理解、很认真、很得力的，他把谭启龙大大地批评了一通。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人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4. 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哪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果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这个人平时最怕人叫他“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一到他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5. 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还说：“上一次开会（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都知道。可他死不回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权。

“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教训，“先拉后打”就是“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惯用伎俩。拉不动就打，打了再拉，拉拉打打，打打拉拉，一些干部就是在这些卑劣的手法中被打倒，也有个别人被他们拉拉打打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卖身投靠。马天水、王少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的心情都不好。不知陈老总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呢，还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会议期间陈老总提出请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到他家里吃饭。张茜通知谢志成转告大家，被请的有我和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同志。江华、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心情如此地压抑，能有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自然是很高兴的。傍晚，我们几个坐着红旗轿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说“神秘”一点也不假。当时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红卫兵，这个要“火烧”，那个要“打倒”，我们车上这几个人，多是第一书记，是首先要被“火烧”、“打倒”的。要是恰巧让哪个红卫兵小分队碰到，正好一网打尽。所以陈老总格外小心，吩咐来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安全。陈老总就是这样一个时时想到别人的人。从京西宾馆到中南海，本来走笔直的长安街，要不了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可是我们却穿大街、走小巷，车子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绕到中南海。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我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陈毅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端。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6.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

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我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时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成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多人串联、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联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

七、这个宣言杀气腾腾

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见“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织、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陈丕显（前排左）、曹荻秋（前排中）在1967年

这个宣言，杀气腾腾，一口一个“夺权”，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手，妄图篡权篡位的罪恶阴谋大白于天下，把王洪文一伙靠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急不可耐要坐江山当皇帝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信号。

八、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志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等人感到形势不妙，再拖下去队伍就会瓦解，便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线铁路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12分起，这条南北大动脉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事件发生后，市委十分焦急，一方面要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些造自己反的工人群众的安全和健康负责。10日上午，市委组织人送去15000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并且动员安亭车站的广大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连日疲惫，已至气息奄奄的危险境地。可是，王洪文他们硬逼着工人不准离开，以便造成事端，给上海市委制造“罪证”。

市委感到单靠市委已经无力回天，盼望能借中央力量扭转局势。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自北京乘空军专机飞抵上海。照道理讲，张春桥应该先跟市委同志见个面，至少应该通一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可是张春桥却不，刚下飞机便一头扎到造反派堆里去了。

张春桥下飞机后，事先等候在上海机场的市委工作人员要求张先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了话，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

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耍尽了政治手腕，阴一套，阳一套，利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把市委一步步逼向绝境。